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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一点思考

2015-06-30 来源:WWW.6K.COM 责任编辑:史可林 点击:

  目击人这种提法最早出现在50年代的纪录片电影中,也有人称之为观察者,其核心是强调创作者不干预、不超越事件,强调镜头与眼睛的吻合。纪录片《小鸭的故事》便是这种创作视角的代表:从母鸭子在东京闹市区的一座人造池塘里孵出一群小鸭子,到它们学会游泳、学会行走;从繁华市区的成长到母鸭子大胆率领全家,成功地搬迁到200米开外的皇宫护城河,创作者始终把代表立场的镜头,作为随着小鸭子成长、变化的眼睛,使摄像机镜头与观众的目光等同起来,从而为观众提供了身临其境的运动体验。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维尔托夫这位承认摄像机具有超人的各种才能并在纪录片电影史上率先喊出了电影眼睛的俄国导演。他强调我们无法改善自己的眼睛,却可以不断改进摄像机;他强调为机器让路,用作为电影眼睛的摄像机来探索充满世界的视觉现象的混沌状态。维尔托夫的这种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纪录片电影中全知全能的拍摄视角,使创作者不再自诩为高高在上可以随意安排人物活动的上帝,并开始以平等的视角尽可能为观众提供时空运动的真实感受。但维尔托夫毕竟还只是站在纪录片创作者的立场,从受众的角度来说,我是目击人中的我,则更强调了受众对电视纪录片内容过程体验的一种需求,一种感受一部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其魅力和美学追求不仅在于真实纪录下了那些不可预测、有时甚至是仅有一次的客观现实,而且更在于能使观众又一次经历感受,再一次重温生活,而不是把生活抽象为概念,只简单地告诉观众一个结果。在《小鸭的故事》中,创作者实际上是要说明人与自然间内在的、天然的联系,从而唤起人们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的意识。但创作者在整片中没有一句与之相关的结论性语言,而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人文的关怀,真实纪录了这群小鸭子成长的过程:分离的思恋,死亡的哀伤,重逢的喜悦,回归的快乐。尤其是主角齐比的成长,更使观众体会到:作为一个生命,人与万物所共有的由弱到强的意义和力量。于是,观众才会接受,也才会随着小鸭子的喜而喜,悲而悲,为之担心,为之祝福。其实,任何艺术的表现最终都希望人们接受。从传播效果看,一种是被动地接受,一种是自然地接受,而只有提供了那种取得认同的过程经历,人们才可能顺理成章地接受。尤其是现代受众,在相信某人的言语、确信某事的真伪时,总是需要以自己的感受器官加以辨认。没有这个过程,接受就无法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只交给观众结果和概念,而删去了背景和过程,就不仅剥夺了受众感受的权利,也丢失了人们对事实真实性确认的机会。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总喜欢把事实视为一种制成品,却没有意识到真实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缓慢的成熟过程。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目击者的创作视角也难免会使作品流于琐碎和浮泛,这就需要创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选取和捕捉那些最具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话题、人物、镜头、语言和音响,从而使纪录片在对真实过程的客观纪录中,也不乏清晰的情节和引人的主题。在表现形式上,《小鸭的故事》则采取了一种追踪的手法,使小鸭们的命运悬念形成了完整的结构秩序;齐比成长的情节联系作为贯穿细碎材料的主体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击人的拍摄视角可能出现的整体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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